[特輯] 迈进“变革性中道”的时代 / 白變晴
迈进“变革性中道”的时代
白變晴
写在前面（附言）
每至年末，我的“新年专栏”会同时发表在“白乐晴TV”与“创批周刊论评”上。 但此次与以往不同，专栏内容是在一种极动荡的局势下写出的。去年12月3日，尹锡悦发布“戒严令”。虽然国会的“即刻解除戒严”与12.14的“总统弹劾案通过”让事态暂时平息，但在我落笔时，尹锡悦仍拒斥逮捕令,于官邸闭门不出。新年1月15日，他才最终被逮捕羁押。目前，也就是我写下这篇附言时，现任总统已史无前例地被拘留起诉了。但这之后，仍还有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与针对“内乱主谋”的刑事审判在等着他。
形势波谲云诡，但我不认为需要大幅修改早已写好的内容。只是后续可能需添些注释用以补充说明，同时另起一篇文章（题为“中道与开辟之世”），针对在专栏中未能涉及的问题或是未能考虑周全的细节加以详述。
1. 新年专栏（2024.12.30）:迈进“变革性中道”的时代
白乐晴TV的观众朋友们、创批周刊论评的读者朋友们、民众们大家好！提前给大家送上新年祝福，愿大家2025年阖家幸福、希望满满。
异常事态的荒诞结尾
尹锡悦政权造就的异常事态正迎来一个荒诞的结局。当然，事态还并未终结。内乱主谋虽因弹劾被中止职务，但他仍自称总统，想尽办法逃脱法律制裁。不过在我来看，一切都已是强弩之末。因为，我们不仅奋然起身反抗尹锡悦的突发异动，还见证着新一轮的“烛光革命”。我们都知道，尹锡悦的执政，与烛光革命之前、“87年体制”形成之后韩国所经历的所有政权交替都不一样。虽然“87年体制”就快寿终正寝，但响应民众要求的新政权却迟迟未能出现。在这一历史时间点上，一时性的荒诞，即尹锡悦执政一事发生了。如果我们真的忍受五年这样的荒诞，那之前的烛光革命便会以失败告终，试图建立比87年体制更为恶劣的体制的那些人便将如愿以偿。
但韩国民众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只要清醒的市民们持续抗争，那么，破坏者终将“寡不敌众”[1]。并且，今日的民众并不只是数量多，他们不会听从李在明或是其他任何政治家的指挥，而政治圈则会处在一个积极响应市民呐喊的开放状态。
烛光革命的蜕变
即便正经历“异常事态”，我们也能看到烛光革命仍在进行。且它的形式，也呈现出进化的征兆。12·3戒严发生以来，市民行动接连不断。这既与2016～2017年的抗争一脉相承，却又不仅仅是对其简单的重复。虽然规模与声势与当时相仿，但主要参与者则变为年轻人。从他们手举K-pop应援棒的身影来看，示威方式已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将街头变为庆典虽是2000年以来就形成的示威文化，但这次，街头却响起了K-pop与《献给你的行进曲》。不仅如此，有不少市民还手提《少年来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小说）走上街头。很多人担心的代际冲突与阶层冲突并未发生，相反，K-pop、K文学、K民主主义极为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
我多次强调的“分断体制孕育的诡诞”，在尹锡悦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这种诡诞不仅仅显现在尹锡悦夫妇或其同党身上。正因长期以来生活在分断体制下的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个诡诞的怪物，此次事态才会发生。如果这些破坏者的贪欲、武断、自我中心妄想没有深埋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的心里，那么尹锡悦一开始便不会当选，他与他的追随者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难以驱逐。因此，惩治内乱一党的同时，我们也需清净自己的内心。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不是“既然都有罪，就谁也别用石头先砸别人”这样不负责任的想法，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不持厌恶之心，以“心法”（而不是重视技术）来纠正他的不义之举（而不是这个人本身）。
圆佛教的创始者少太山朴重彬先生在其言行录《大宗经》中曾写下这样的句子：“善人以善教导世人，恶人则以恶促使世人警觉。在其教导与促进警觉上，其功虽然相等，但善人在得福中做世上事，恶人却在遭罪中做世上事。故不要厌恶恶人，而要哀怜他们。”（《要训品》34章）莫要执着于憎恨与愤怒，以平常之心惩治某人的行为（而不是这个人本身），这才是当下我们最需要学习的。而这，也是治愈我们受伤心灵的最佳疗法。无知的执权者们将“清除积弊”委任于无视“修心”的政治检察官，这便是文在寅政府失败的开始，也是招致今日患乱的原因。
再言变革与中道
但是，修心只是一方面。苦心思考如何建立响应烛光革命惊人前进的政治，这是我们当前需要直面的问题。如今，融合个人觉醒以创造新社会的理念与思想，是我们迫切需要之物。回顾韩国现代史，即便英勇的民众抗争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成就，但随着“六月抗争”后反复经历的后退与挫折，我们最终目睹了尹锡悦政权这一灾难的降临。我认为，这种结果的出现，与韩国社会思想的贫瘠化有着很大关系。
在六月抗争后，我曾提出要建立符合时代的新路线。在《统一运动与文学》（《创作与批评》1989春季号）一文的第四章《审视六月之后》中，我主张当时引领抗争的三大路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BD”、“民族解放NL”、“民众民族主义PD”）均无法承担新时代的国政治理。简单来说，在当时那个初步实现民主化的时代，满足于文民政权的“自由民主主义论”、拥有热忱的统一理想却无法洞察分断现实的“非现实统一论”、只试图实现南韩社会民众革命的单一论调，这些无一例外都与时代情势无法兼容。所以我指出三者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并追求一种创新式融合。不过在那时，我还未正式开始建构“变革性中道主义”这一概念。正式开始对其进行思索并提出是在那之后很久了。（拙著《韩半岛式统一，现在进行时》，创批2006，第四章：附言：变革性中道主义与韩国民主主义）后来，我写下《何为中道，何以变革》（创批，2009）一书，并在最近的白乐晴TV中针对本书与其他学者展开了讨论。我主张：“只有以‘创造三结合’为基础形成的变革性中道主义才能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2]”虽然我们的话语空间自那之后有了很大变化，内部脉络也变得更为多元，但大部分仍达不到变革性中道的深度。
变革性中道主义本身是十分严谨的概念意指。如果只将其认作单纯的能指叠加，那这个概念一定看起来充满矛盾。但其实，“变革”指的是韩半岛体制的变革，而“中道”，则意味着为实现变革而扩张“超越国内各种单一逻辑”的中道势力。所以，变革与中道并不冲突。只是，我承认这一概念不太适作大众政治理念，我也并未在其大众化（传播与应用两方面）的过程中做太多努力。
但是，现在应该是下定决心提出问题的时候了。引导六月抗争、后进入政界的运动人士，他们并未将87年体制转变为更好的版本。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忽视“变革中道”吗？如果说有例外，那我认为旧时代的政治家金大中总统算是例外。他一直推动社民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结合，同时通过在南北和谈（合作）一事上的努力，很早以前就走出了一条世人从未涉足之路。但是，当时的政治态势十分复杂，金大中自己也深陷“颜色论”[3]，所以他未能正式提出变革性中道，也没有将其化为实践。
崭新的大众诉求
2016～2017年的烛光革命，变革性中道还未被太多言及。不过，现场民众的诉求明显与之前有所不同。1980年代以来的旧式语言在民众的冷眼下变为明日黄花，示威现场民众们列举的各种创意诙谐的口号宣告着新时代感性的到来。但在那之后，自诩烛光政府的总统与其亲信仍对变革性中道论不加关心。前面我也说过，文政权取得成果有限这一事实与其思想贫瘠化不无关系。
在抵抗尹锡悦内乱的2024年示威中，大众的变革情绪与诉求逐渐变得明晰起来。自称历史主人与行进主力的年轻一代对“良好国家”心向往之。这一向往，是用任何固有观念都无法满足的。我相信，如果现在有一位杰出的政治人士或比我更有声望的论客站出来，有条理地说明“大家正朝向之路便是变革性中道，我们需进一步将其拓宽”一事，那么对此抱有同感、能够对其热烈响应的大众一定是存在的。
一种从未出现过的语言，不是由某个人，而一定是要由学者、艺术家、媒体人、活动家与市民们一起思索建构的。这需要个人与集体真诚的自我省察。我自己作为投身市民运动许久之人，想对大家说，其实市民团体的运动家也有许多需要反省之事。他们在各个领域与各种不义角斗时，偶尔也会沉浸在“惰性”中无法自拔。比如，将李在明“变置”的民主党视为又一保守政党进而强调自我进步性；再比如，在民主党权利党员比市民团体会员更多的情况下，仍只将“市民社会团体活动视作市民活动”的固执倾向等等。即便烛光革命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派系活动，以“变革性中道”将众人之力集结，但一部分活动家们仍执着于自己的标准，削减着众人的凝结力。
不利于烛光革命的周边动态与世界局势
韩国的烛光革命是世界少有的民主和平抗争。但换言之，这一事件在当今世界是一种孤立现象，被各种敌对势力与不利条件包围。
南北关系已降至冰点。如前文所言，变革性中道的“变革”是对韩半岛分断体制的变革，所以，如果这一核心任务没有进展，那么韩国国内的改革也难有成效。当然，虽然南北关系改善与国内改革需要交相呼应，但这并不意味两者必须总是要齐头并进。无论哪个方面的问题，只要是当下亟待解决且显现出解决可能性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去审视、分析，以推进韩半岛的渐进性、阶段性、创意性的再融合。但如果一直像现在一样，也就是南北对立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朝鲜当局一直将我们视作水火不容的敌人，那么能从分断这一结果中获取既得利益的集团就会变本加厉。12.3内乱的始作俑者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从12.3内乱中可以感受到，破坏者们一直在试图引发南北冲突甚至战争。
因为朝鲜一直强调人民与党的紧密关系，所以也许他们会将韩国与（他们非常厌恶的）尹锡悦政权视为一体。但如果南边的市民们通过不懈抗争让尹锡悦一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也许北边对韩国人民的仇视会消解许多。但无论如何，平壤当局计划的将南北关系视为“国家间关系”的方针都不会轻易改变。不过，正如我在“韩半岛和平论坛”与后续一系列相关文章中所强调的，朝鲜的国家关系方针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可以接受甚至欢迎的。因为，南边的立场一直是将“国家联合”视为首要任务，（白乐晴TV“客座讲演002”《分断体制的克服与韩半岛式国家建立》2024.5；拙文《韩半岛时局的新局面与分断体制》）而我们都知道，南北联合一定是国家与国家的联合。虽然平壤当局很大概率上不会认可、也不会加入变革性中道的实践过程中来，但如果前面所说的条件都可以满足，那么克服分断体制的努力便会在一种比较安全的态势下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展开。
另一方面，一直被认为是民主主义先进国（以美国为首）的一部分国家，其民主制度已遭到严重损毁（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而大众的政治参与也一直呈现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倾向。经济方面，全球经济状况较2017年烛光革命相比已变得异常恶劣。尹锡悦政府导致的经济不振与民生问题，是下一任政权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无论是谁当选）。但不仅全球经济与8年前无法相比，夹在中美争霸中的韩国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小。我们都能切身感到烛光革命变得愈发孤立。
但这孤立也是先觉者都会经历的孤立。烛光革命对大众（而非政府与既得利益者）的感染力已不容小觑，所以很多人都已认可了这种先觉的意义。这种感染力也在此次示威大众举着K-pop应援棒走上街头时达到了高潮。其也许可以触发全世界韩流粉丝的同伴意识，同时也可以带给更多人可能性与希望。
还有一点需要牢记。韩国的烛光革命并不是进入21世纪突然发生的。东学的革命方针一直是和平主义，东学人士展开的“教祖伸冤”运动[4]也一直是和平抗争的先例。众所周知，3·1革命秉承的也是非暴力原则。当然，在韩国历史中，这种和平也会因政府的野蛮镇压变为武力冲突。但因为东学革命、3·1运动、独立运动、民众运动取得的成就，民主化运动之后的韩国社会，和平抗争很难再转化为武力冲突，而韩国的烛光革命也正鼓舞着越来越多的人。
所以，“2025年是希望满满的一年”并不只是一句简单的祝福语。最后，愿大家健康安乐，成为崭新世界的主人。
2. 中道与开辟之世（2025.2）
变革性中道主义，一种韩国式实践方针，致力于克服南北分断体制。它的意思不完全同于佛教、圆佛教的“中道”以及儒教的“中庸”。2012年，我写下《2013年体制与变革性中道主义》一文。同一时间，我切身感受到“修心”（目的为克服分断体制）的重要性，并对“政治实践又一次接近宗教意义上的中道”一事有了深刻认识（拙文，《近代的双重任务与韩半岛式的国家建设》，创批，2021，第8章193页）。之后，在2014年的文章《为了无量功德与大转折》中，我进一步强调了这种（政治与宗教的）连接性。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变革性中道主义这一韩国式实践路线，与佛教的“中道”或儒教的“中庸”——这些更为形而上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多个概念之间，有一种后天形成的循环结构。即，在韩半岛层面实现“变革近代世界体系的双重任务——适应与克服”一事，其本身具有克服分断体制的意义；而与之相关、并需要在韩国社会内部贯彻的实践路线即为变革性中道主义。所以，不仅是集体实践，个人的修心•中道修行也是必需的。[5]中道本身，作为比近代双重任务更高层次的普遍标准，游走于多层面的局势与实践之中（同上文，第9章259页）。
如上文所言，这并不是在炫耀“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强调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跨越多层次、复合时空间的复杂问题，并建议更多人开展与议题复杂性程度相当的实践。如今，变革性中道主义的时代到来了，所以，我们也更迫切地需要一种“适应实际情况的中庸，即‘时中’。”此外，变革性中道的“变革”虽以韩半岛分断体制为首要目标，但如果考虑到分断体制也是世界体制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实践就不能不放在整个世界格局中来思考。
我将“变革性中道主义”改为“变革性中道”（去掉主义二字），原因是其作为改变时局的一部分，应具备更广泛的大众接受度。然而，不论术语如何变化，若没有根据概念开展的形势分析与实践方针，那么概念终究只是概念。因此，我也在考虑对之后的韩国社会局势进行更细致的思考与分析，并结合这种时局考察，补充一些我个人对新局面与新任务的想法。
我坚信，“尹锡悦内乱”导致的韩国政治“异常状态”定会迎来其荒诞结局。尽管仍余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我认为自己的这种判断不会有问题。不过，当连日目睹内乱主谋在其追随者的支持下不断进行各种荒诞行径，我也不禁开始思考这次内乱的性质。早在12•3戒严令宣布以前，有关内乱的准备便已开始了，这一事实的真相正逐渐浮出水面。但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思考：韩国政治的这种“异常状态”，本质上是否已侧面揭示了内乱的必然性？
正如李明博、朴槿惠政权所揭示的：曾一度失去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为防止再次发生类似情况，一直试图建立87年以前曾长期存在的独裁体制。以李南周为代表的“创批同僚”将此定义为“渐进政变”或“新型政变”（李南周《不是历史政变，而是新型政变》，《创作与批评》2015年冬季号，2～5页；韩基旭《开启新的50年》，《创作与批评》2016年春季号）。然而，朴槿惠政权相信仅凭渐进政变也可延长执政，因此并未尝试全面政变。但在其任期结束前，烛光市民就通过抗争实现了政权交替。不过，经历了朴槿惠弹劾一事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在尹锡悦上台后立即展开了“软性政变”（李南周，《内乱将受惩罚，民主将迎来飞跃》，创批周刊论评2024.12.10），并在因民众抵抗导致计划流产时，采取了更强硬的全面政变，即内乱。
烛光革命不断变革，而潜在的内乱势力也在自我进化。这一点在尹锡悦弹劾案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体现。除尹锡悦个人的妄想行动外，大多数国民力量党议员公然煽动民众，韩德洙、崔相穆等官僚阻碍内乱清理，大多数媒体和学者一如既往反对改革。而“街头极右”，这一群体以前由领取日薪的老年部队组成，但现在，其内部却集结了相当多的上层人士与年轻人。反对分断体制变革的势力无视执政党与在野党、保守与进步的分界，他们遍布社会各地，时而以露骨的言行，时而以极隐秘的方式阻碍新世界的到来。
打破这一庞大的反对势力，重启烛光革命（或光之革命）的是一群年轻人及他们领导的“市民行动”。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以不同形式介入并贡献力量的其他市民。在那短暂的戒严期间，部分军人和警察的消极行动，部分指挥官的正义行为，都证明了韩国民主意识的深厚。与此同时，政界变化也不容小觑。随着烛光市民们不断加入在野党，开展与以往不同的市民行动，李在明的党内外领导力也变得更为稳固（许多议员也随其一同进行抗争）。例如，在“南泰岭大捷”中，传统民主势力（农民运动家）与挥舞K-pop应援棒的年轻一代展开合作，与此同时，在野党议员也到场与警察进行协商。这一切，最终让部分拖拉机驶进首尔市区。
这种政界变化，特别是拥有多数民众支持的政治领导人的存在，是2016～2017年抗争时所没有的。这一点也让因“朴槿惠弹劾案”而饱尝苦头的国民力量党及其支持势力如履薄冰。事实上，保守势力中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李在明”，那么早该与尹锡悦划清界限。而那些无法被轻易划分为“保守势力”的人们，有很多也持有这种观点。弹劾政局会走到今天，都是因为大多数国民心中只有两个选择（“尹锡悦还是李在明”）。那么，为什么唯独李在明不行？如果李在明不行，那又该怎么办？至少民主党人士有必要坦率且真诚地回答这个问题。在总统被拘捕起诉、罢免迫在眉睫的时刻，如果仍在尹锡悦的“软性政变”带来的“司法风险”上做文章，或一直在大选前执着于修宪这个议题，那这便与守旧势力的逻辑没什么区别。
我个人认为，李在明被排斥的核心原因，也许在于：他从未隶属过既得利益集团，且在重重压力下也未曾屈服或妥协过。更何况，如果李在明还是一位能干的实用主义者，那这对执政党及所有既得利益势力来说，岂不是雪上加霜？实际上，“仅靠李在明一人是不行的”这种担忧，更适用于在大选、就任之后，而非大选以前。尹锡悦搞垮的国家需重整旗鼓，国内外的难题堆积如山，除李在明外，又有谁能应付得来？只是，如果他能赢得大选，其身边究竟能有多少各司其职的人才（这里的人才指的并不是选举阵营里出谋划策之人）？我无法知晓，也无法在这里进一步加以探讨。
总之，重视实用而非理念的态度，与“变革性中道”的本质相通。不过，实用的对象不同，其意义也会大不相同。以民生为例，既得利益集团的民生理念是“民众给点吃的就会安静”，而变革性中道的实用主义则是“具有半岛视角的实用主义”。变革性中道主张：对于肩负“克服分断体制”这一历史任务的民众，我们应首先将其从对生计的忧虑中最大程度地解放出来。如果不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那么“修心”绝无可能。但同时，就像怀特海所言，“道德教育与伟大理想如影随形”[6]，也就是说，远大目标与宏愿，是“修心”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分断体制的弊端在于各种低劣言论会主导公共空间。比如，即便是在克服尹锡悦政权非法性的过程中，人们也很容易陷入一种将立宪政治与法治主义与民主主义视作同一之物的误区，这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对宪政秩序、法治主义过于荒诞的攻击。虽然宪政和法治是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但如果对它的讨论仅止步于此，就会让“那些为守护民主主义而走上广场的市民”以及他们深切的渴望变得“廉价”。既得利益集团与部分知识分子试图消除一个极具现实性且实用的问题：觉醒的民众需不断进行修心与高度的政治实践，以实现自我治理并创造一个充满友爱的世界，同时，对半岛民众而言，则需要他们努力消解分断体制带来的危险与不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好的体制。
在新年专栏中，我曾指出：“变革性中道”不仅是韩国未完成的课题，从国际局势来看，它也是一条被孤立的路线。随着无视民主主义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全球大环境变得更为恶劣。然而，在韩国这一特定情境下，特朗普实施的政策以及其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还需更为细致的分析。被孤立的“光之革命”，即便其未能改变现存的世界体制，我们也要承认它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上所起到的作用。正如南基正教授在《如果未能阻止戒严，将会面临的残酷世界史》（创批周刊论评，2024.12.21.）中分析的那样：“2024年12月3日，在国会前、国会内，韩国国民和国会议员阻止的不仅仅是戒严。他们还阻止了‘北风’与‘西风’，阻止了日本修宪，阻止了韩日同盟化。[7]”
在全球“右倾化”大潮中再次执政的特朗普，他的一举一动无论在解决气候危机还是在恢复美国民主制度上，都可被看作是个不折不扣的灾难。但即便如此，其对当今韩半岛的影响都不能说是完全负面的。至少，试图制造南北军事冲突的尹锡悦的“北风”行动受到了一定制约，同时，如南基正教授所言，依赖乌克兰战争的“西风”行动也变得举步维艰。当然，对于炫耀与金正恩的友谊并高调宣称改善对朝关系的特朗普的言行，我们还需进一步观察。2019年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的破裂，意味着以朝鲜无核化为前提的关系改善已成奢望。但最近特朗普却承认朝鲜为“核保有国”（nuclear power），并以此为基础推进有关核冻结、核缩减的谈判。无论他本人或金正恩的意图如何，这都有可能对缓和南北关系产生积极效果。
实际上，拜登政府的“价值外交”和“价值同盟”才更接近“右翼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美国的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民主公民的共同遗产，但即便是在美国国内，这些制度也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性、歧视性，并经常被用作扩张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美国的民主公民们是否应该借此机会反思“起源于定住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美国历史”，并从韩国的先导性民众革命中汲取教训呢？
特朗普一上任便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宣称将无限制开采石油。这种行为的破坏性毋庸置疑。然而，以往的国际协议与各种应对措施在解决气候危机方面都未能取得显著成效，所以，也许像特朗普这样的“超级气候恶棍”的出现，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再一次从根本上思考“应该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才能解决人类问题”。
韩半岛在经历朝鲜末期的大动荡、东学革命的失败以及国权沦丧等历史苦难后，终于得出一个简明却意味深长的道理：“物质已开辟，精神亦需开辟。”这不仅仅是一种命题创造，更是“以新佛教形式出现的自生宗教”与“自东学以来的后天开辟思想”结合的世界史级别的大事件。
少太山活跃于殖民地时代，因此“分断体制的变革”并非他的思想课题。然而，正如我在《变革性中道主义与少太山的开化思想》（2008年，《何为中道，何以变革》，第15章）中所言：少太山是变革性中道论的实质先驱之一。在那之后，我也探讨了关于殖民地体制变革的问题，这里面包含着有着中道理想的义庵孙秉熙、岛山安昌浩、梦阳吕运亨等人（见《近代的双重任务与韩半岛式国家建设》第2章，白乐清TV《学习之路149》姜庆锡篇第1集，2025.1.7）。
如果,这个时代的烛光革命（或光之革命）是一种“继承”（继承东学以来建设真正国家的传统与和平革命）的话，那么时代所要求的变革性中道学习显然与开创新世界密不可分。我在《气候危机与近代的双重任务》一文中曾说：“如果我们忽视马克思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后天开辟便不可能实现”。但同时，“无论多么细致与严谨的资本主义分析，其本身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即便加上马克思强调的革命实践意志，如果没有包含‘开辟’价值的修心，我们也难以实现文明的大转型。”（同上文，第13章361页）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与其说是世界霸主，不如说其已经转变为最强的掠夺者和勒索者。（这可被视作美式民主主义的末期现象）如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定义的“近代世界体系地球文化（geo-culture）”（包括列宁主义这一变体）已宣告破产。在这种背景下，韩半岛独特的后天开辟传统及其现代性表现便显现出重要性。可以说，“我们已迈进变革性中道的时代。”这一宣言不仅适用于韩国，其在世界史的层面上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译者：牛紫韩)
[1]“寡不敌众”是“内乱第二号人物”金龙显（国防部长）在戒严失败后说的话。
[2]“变革性中道主义特有的理念为：‘必须通过三者结合才能实现良好的结合’”（附言，68页）
[3]“颜色论”指将某人划分为共产主义阵营（赤色分子）加以批判指责的政治话语。冷战时期，韩国主要在对北问题上使用“颜色论”，1987年民主化后，“颜色论”多用于保守党对进步党的政治攻击。——译者注
[4]1892年11月，全罗道三礼驿举行了一次规模达3000人的请愿运动。此次运动让东学教祖水云崔济愚的冤屈得以昭雪，且让高宗停止了对东学的镇压。1893年2月，教徒们行进至景福宫光化门前，连续三天三夜俯伏在地，仰天伸冤。后来，因高宗承诺宽大处理，教徒们这才停止运动。但在这之后，政府违背承诺，强行镇压，这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民众集会。同年三月，约2万人聚集在忠清道报恩郡，这种规模在当时是空前的。在这种背景下，1894年东学农民起义爆发了。所以，东学农民起义可以说正是和平运动遭到镇压的结果。
[5] こ修心是个人活动，但同时其也包含着具有集体性的实践学习。
[6] “Moral education is impossible without a habitual vision of greatness.”, Alfred North Whitehead, The Place of Classics in Education.
[7] 紧接着，南教授说道：“但是，这种倾向还会一直存在。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将戒严视作世界史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