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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夏季號(209號)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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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K话语-7
以变革性中道重视三均主义

白永瑞

韩国延世大学名誉教授，《创作与批评》顾问，细桥研究所理事长。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现代大学文化研究》、《回归东亚》、《在核心现场重思东亚：共生社会之实践课题》、《东亚论述的谱系与未来》等。

baikys2385@naver.com

1.序言

在我们当前面临的大转换局面中，若想解决“构思、实践新生活方式”的课题，便不可懈怠于重新激活能为此提供动力的思想与生活经验。因此，本文首先关注韩国历史长河中累积的思想资源。关于这些资源，先前已进行过诸多讨论。在此，我认为尤其值得深究的是这样一种认识：韩国思想既重视实践性，又强烈追求提升次元的普遍愿景。¹ 这种认识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韩半岛是东亚乃至世界史矛盾交错的“核心现场”之一。赵素昂（本名镛殷，1887-1958）的思想，早早便例证了这一点。

以独立运动家、三均主义创始人身份为人熟知的赵素昂，曾在大韩帝国的成均馆求学。后来，他被选为官费留学生，于1904年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法学。上学期间，赵素昂遭受韩国被日本强制吞并的耻辱，在历经苦闷与彷徨后，他开始探索宗教救国之路。以此，他创立了作为统合性普遍宗教的“一神教”与大同宗教思想。自1913年起，赵素昂开始了在中国的流亡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其为韩国临时政府和韩国独立党创建三均主义，提出了在独立与建国的过程中统合左右派系的理念指向。作为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他努力保障满洲韩人的生存权利、争取中国支持并提升韩国国际地位，尤其在确保韩国通过《开罗宣言》（1943年）与《波茨坦宣言》（1945年）获得独立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后，他回到韩半岛，致力于以左右协作阻止分断并建设国家。

朝鲜战争爆发后即遭绑架（至北方），因而长期未能获得有效评价的赵素昂，于1980年代初重新受到韩国社会的关注。他的思索与实践作为南北统一的思想资源受到瞩目，如今，他更是被视作将韩国民族运动理念系统化的理论家与政策制定者。² 本文旨在将赵素昂的思想，即一种在时代变迁中持续成为当下参照点的思想，置于历史与当下的双重语境中，探寻其中尚未被发掘的潜力。笔者试图强调，赵素昂的思想既是20世纪以来韩国历史上“变革性中道主义” ³ 谱系中协作的成果，也是他独特的思考结晶。其思想根植于近代韩国民族宗教教义的融合，同时得益于跨越东西方思想潮流的特质。笔者在先前文章中曾总结道：“赵素昂这种跨越边界的融合性思维，既是其跨越地理边界之特殊生平轨迹——遍游日本、中国及欧洲接触新思潮，解放后又在分断的祖国历经南北韩双重生活——的产物，同时也是内化了贯穿韩国思想史的儒释道融合思维结构的结果。”⁴

这里稍微补充一点，赵素昂之所以独特，原因在于其早年就对“塑造世界、建设国家、锤炼心性”的循环结构⁵ 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这得益于他根植于宗教世界、旨在让个人、国家、世界等各层面全面实现“完全平等社会”的三均主义思想。虽然，如今对赵素昂宗教观的评价存在分歧，但笔者关注到其宗教观并非止于个人救赎，而是与社会变革有着内在联系。关于赵素昂的生平轨迹与思想全貌需进行长篇论述，故此，本文将主要聚焦于三均主义的理论结构及其当下意义。

2.三均主义的演化过程与建国构想

三均主义是以政治、经济（生活）、教育的“均等”为目标，追求个人、国家、世界的“均等”的思想。该思想并不是否定赵素昂自己在1910-20年代构想的宗教救国论的形式，而是在与社会主义融合、并在“经历分裂与统合的民族运动场域里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具体化、体系化的成果。赵素昂的宗教世界在他的“建国” ⁶ 构想、实践的渐进演化过程中发挥着推进作用，最终成为形成三均主义的催化剂。这一轨迹在他深度参与撰写的一系列“建国”构想文献中愈发清晰。

三均主义演化过程的第一阶段是1917年7月由申圭植等14人联合公布的《大同团结宣言》。这份由赵素昂起草的文件明确表明高宗的“主权放弃”实为“向我国民同志的默示禅位”，故应“继承三宝（国民、主权、领土）”。该主张堪比国民主权论，其提出时间甚至比《三一独立宣言》（1919）还早。同时，这份宣言还将建立临时政府作为实现独立建国的最高战略，期望借此促成独立运动家的大同团结。以上两点都是建国的核心要件。

第二阶段是《大韩独立宣言书》。经推定，该文件的完成时间为1919年的3月上旬，与《大同团结宣言》一样，这份文件在宣告独立的同时，也倡导平等福利、大同平等思想，可以说是三均主义主要概念与术语的最早出处。此外，几乎在同一时期，同样由赵素昂起草的第三份文件《大韩民国临时宪章》（1919年4月），也以平等为基础，致力于建设以人民为国家主体的民主政体新国家。

在奠定韩半岛式建国的三份文件构想逐渐发展为1930年代三均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值得瞩目的变化。三种外部因素在此产生重要影响，交织出赵素昂思想变化与连续的辩证关系。

首先是对欧洲与苏维埃联邦的巡访。1919年5月，赵素昂为参加巴黎和会从中国启程，但因路途坎坷，他于6月底才抵达巴黎，这一变故打乱了原定行程。然而，在停留欧洲期间，赵素昂与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人士展开交流，并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亲历苏维埃体制整顿过程中的混乱，感受到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这一经历成为赵素昂对苏联式共产主义展开批判并逐渐接纳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契机。⁷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推进的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1923-27）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韩国国内外统一战线运动日益活跃，其中，国内推动建立新干会，中国韩人社会则开展民族唯一党创党运动。赵素昂自日本留学时期就与中国国民党人士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一背景不仅让他处于影响范围之内，也让他自然地接纳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奉行的党治主义（党政合一）方针。 欧洲巡访归来后，赵素昂亲眼目睹了临时政府持续陷入内部派系纷争的情况，这也成为了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深度参与临时政府建立的赵素昂，竭尽所能寻求解决纷争的方法。在临时政府陷入混乱之际，赵素昂始终保持着“临时政府建立论者”的立场。他深切体会到政党作为支撑临时政府核心力量的重要性。因此，他创建韩国独立党，并针对各政派角斗的动向，通过反复改组政党，试图构建出具有“共同主义与政纲”的民族主义势力大联合，即“大党（统合政党）”组织。

事实上，追求统合政党运动，即民族唯一党运动的共识，以及对其理论体系与基础必要性的认知，在独立运动阵营内部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安昌浩构想的具有统一战线意义的大公主义便是例证之一。可以确定的是，三均主义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思想磁场中孕育而成的。

现在让我们深入考察一下1930年代中期体系化的三均主义的核心内容。

赵素昂通过深入分析韩民族历史，指出自古以来存在的三大不均等，即人民基本权利、生活权利与教育权利的不均等。他认为，名为三均主义革命的“韩国革命”，其任务是消除这些不均等，并实现从日帝统治下独立、建立新国家。赵素昂认为，通过这种革命，全民族的幸福将得以实现，其提出的三均，具体指：政治权利的均等、生活权利的均等以及学习权利的均等。⁸ 赵素昂将这三个要素视为革命之重，很可能是因为他从大倧教特有的世界观（被称为三一神论或三一哲学）中获得了灵感。⁹

政治均等是指在国民平等享有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构采用一般选举制与国民皆兵制的民主共和国的理念。经济均等是以土地国有及主要生产机构国有的政策为基本原则，旨在提升国民福利的思想。而颇具特色的教育均等则包括实行国费负担的义务教育、扩充教育机构数量等政策方案。

政治、经济、教育三方面的均等属于狭义的三均论，这是因为赵素昂的三均思想并不局限于此。广义的三均论指的是个人、民族、世界三个维度的均等。如果说，狭义的三均论是（在广义三均论中）为实现“个人与个人的均等”而制定的实践指南，那么广义的三均论则阐明了实现民族间均等的原则，即各民族应基于民族自决权，光复并捍卫国土与主权，弘扬自身历史、文化及民族意识，建立平等、互惠的民族联合。此外，为实现国家间均等，赵素昂还提出反对国家间侵略、尊重国际道德、拥护联合国机构等实施方案。可以说，他的这种构想同时观照了民族与世界。以此三权均等为基础建立的国家，正是新民主国，也称“新民主主义（new democracy）的国家”。

这一构想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思想结晶，在日本殖民时期，其更是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执政党韩国独立党的正式纲领。对于象征着潜在主权国家的临时政府，赵素昂在时间维度上划分出“复国（恢复独立国家）→建国（建设新民主国家的各项事业）→治国（维持并发展自由社会最高形态的国家）”三个阶段，制定出某种顺序。这说明其构想含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不过，这种划分绝非机械地固化各阶段，而是注重其相互关联性。换言之，是要灵活应对国内外局势，以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作准备，各阶段逐步推进“相邻接且井然有序的计划性活动”。 ¹⁰ 这一过程虽只是韩民族大业的一环，但赵素昂也期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推动该构想的核心主体是韩国独立党。然而在1930年代，三均主义“至少在民族主义阵营中被视为共同理念，同时，其也发挥着统合民族主义阵营的理论功能”。 ¹¹ 最终，该思想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建国纲领》（1941）继承、延续。特别要指出的是，《建国纲领》也是一份由赵素昂起草、以三均主义为基础的文件。不过，赵素昂原先设想的“复国→建国→治国→救世（世界一家）”四阶段的演化过程，在《建国纲领》中被缩减为“复国-建国”两个阶段。他通过对临时政府执政方针的设计构想，奠定了三均主义的实践基础。该构想为：复国过程及建国第一阶段对应的“过渡期”由临时政府执政；在建国第二、三阶段由承继临时政府正统性的正式政府执政。1944年4月，临时政府最终宪法《大韩民国临时宪章》颁布，该宪章中也有对赵素昂构想内容的反映，以此，《建国纲领》最终被确立为临时政府临时宪法的基本理念。

下面，让我们超越临时政府相关的时空维度来审视三均主义的意义。首先，前文提到，三均主义的思想内涵被《建国纲领》继承，由此我们可知，三均主义是中国境内韩人独立运动家们的共同思想场域。其次，从它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具有相似性这一事实可知，三均主义的形成具有东亚层面的思想联动的特殊意义。当然，我们绝不能忽视赵素昂思想作为韩国人基于其经验世界——尤其是植根于东学以来民族宗教融合特性所形成的思维体系独特性而成熟的这一本质。

三均主义在世界史层面的意义，可从其别称“新民主主义”中窥见。新民主主义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认清政党中心的地域代表制与议会政治局限性的背景下，全球各地为创新体制而探索的多种尝试的总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也是其中之一。因此，赵素昂基于三均主义的“新民主”构想，实为兼具与当时世界思潮相呼应的普遍性、殖民地状态下“潜在主权国家”阶段特殊性的产物。进一步而言，当从现代适应与克服的双重课题论及其子概念——变革性中道的视角重新审视三均主义时，这一思想在当今显示出的意义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关于此点，笔者将另起章节进行深入探讨。

3.素昂思想的当下意义：局势论与文明论

赵素昂在与现实顽强抗争中取得的成就，能为我们当下的生活给予什么启示？在探讨其当下意义时，我们首先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他对韩国思想文化所怀有的独特自豪感与深厚造诣。

他将朝鲜最早的国家起源，即古朝鲜的国家理念作为认知新国家的依据，并以此纪念了建国起源节。但这绝不是想要强调“赞美歌颂旧国家的复古意义”，而是因为必须“从历史认知中探求从古代最初国家经中世纪国家至现代国家的发生、发展、灭亡的因果关系，以及国家未来革命之使命”。简言之，他重视的是“促进新国家建立起源的创造的向上意义”。 ¹²

赵素昂对韩国文化的深耕在其编纂《韩国文苑》的动机中得以彰显。他整理先辈遗留下的名篇文章，首先是出于“国亡则文献亡”的迫切心境，出于坚信文化沦丧方为真亡国、而精神存续则必让国家重生的理念。¹³ 并且，赵素昂为了探究、弘扬韩国文化，其视野覆盖了韩语教学法、活字史、檀君、元晓大师、广开土王陵碑文、朝鲜儒学家乃至李舜臣龟船多个领域。

赵素昂对韩国文化的宣扬——正如其宗教世界并未止步于宗教民族主义——与其证明韩国文化对东亚文化丰富性作出贡献的努力交织在一起。首先，这固然是出于战略考量，即通过强调韩国文化与中国同根同源，以争取中方支持构建抗日联合战线。但正如赵素昂曾表明其思想基础源于崔致远之思辨所示，在这其中，也贯穿着同时展现韩国文化主体性与普遍性的自觉意识。这正是继承了崔致远所倡导的：将文化主体能力提升至普遍维度，并融合“东人”与“同文”意识的道路。

赵素昂对韩国文化的自豪感及其作为东亚人共享文明资产的信念，是由其对新国际秩序与替代文明的迫切期盼所驱动的。在现实与理想的边界上，其思想中蕴含的变革潜力，可以在局势论及文明论层面得到确认。

首先从局势论层面来看，赵素昂洞察到“从地缘层面看，韩国是太平洋的和平灯塔，也是远东乃至世界和平的指挥塔。”这种地缘政治认识，即将朝鲜半岛-东亚-世界把握为三重叠加空间的认知，正如安重根《东洋和平论》（1910）或《三一独立宣言》所展现的，在独立运动家群体中具有相当广泛的共识。更进一步来看，时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赵素昂，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夕曾十分紧迫地提出：要变革既有世界秩序，朝鲜半岛的作用至关重要。例如他富有洞见性地察觉出“‘三一’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闭幕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开幕辞也。”。¹⁴ 这一论断根植于其深刻的历史洞见：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可追溯至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化，而国际社会对此的漠视，致使日本在帝国主义道路上铤而走险地挑起太平洋战争，最终致使“全人类坠入火坑”。 ¹⁵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文明论或世界史维度来看。在此维度上，赵素昂契合现代适应与克服之单一课题的“双重课题论”思想显得尤为突出。

日本留学初期，学校教育、修学旅行体验等让赵素昂将日本视为韩国应当效仿的“模范文明国家”。然而以1907年大韩帝国高宗皇帝被迫退位为转折点，赵素昂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日本转而成为被“强占”与“非法行径”玷污、因而需要“克服”的对象。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他以殖民性自觉敏锐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局限。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思考他为何未止步于此，而是孕育出更高层次的普遍愿景？这正是我们关注“新民主主义”论的理由。

赵素昂所谓的“新民主”，“既不是愚弄民众的‘资本主义民主’，也不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这里的“新民主”指的是“以‘泛韩民族’为基础、以‘泛韩国国民’为单位的全民民主”。 ¹⁶ 他之所以“倡导政治、经济、教育的均等化”，是为了“在光复国家的同时避免双重革命的风险”。 ¹⁷ 这意味着需要超越分阶段推进独立建国与阶级革命的双重革命，追求“一元方程式的新建设”。其被称作“韩国新社会主义”的取向，既不排斥资本主义，又旨在超越其局限性。在此意义上，该取向更接近适应与克服的双重课题论的问题意识，堪称非马克思主义式的现代克服思想。¹⁸ 此洞见之所以显得尤为坚实，原因在于其是建立在回顾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力求在朝鲜半岛克服旧民主主义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目前我们所向往的民主国家，难道是17-18世纪在欧美建立的那种民主国家吗？并非如此。当时成功建立的民主，是基于上升期资本主义的产物，其催生了蕴含劳资间的极端矛盾与冲突的制度。那么我们将建设何种制度？正如本党党纲明确规定的：要建设以政治、经济、教育均等为基础的新民主国，即“新民主主义（new democracy）”的国家。

——《韩国独立党党义解说》（第218页，文中强调为引者所加）

在不得不背负殖民统治下扭曲的畸形资本主义遗产的韩半岛（而非“上升期资本主义”的土地）之上，他所追求的通过“一元方程式的新建设”实现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尚未建立的。尽管如此，赵素昂仍坚定地提出如此抱负。

以史无前例的新标本、新范式、新范畴作为我党核心宗旨，我们的重建事业将孕育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国家，这是向人类提出新制度的郑重倡议。唯有凭借这种鲜活跳动的活跃，方能履行我们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唯有以东亚悠久文化结晶的光芒，成为根除全人类病态制度的杀菌剂，才能在五千年韩民族独特发展史上绽放出新文明的血液之花。若无开创新局的自信，政治组织便无法拥有绵延不绝的生命力；若不敢毅然肩负祖国光复的艰巨使命奋勇前行，则万事皆成空谈。

——《告党员同志》（第764页，文中强调为引者所加）

赵素昂于日本殖民时期构想的新民主主义愿景，不仅在解放空间呼应了多数民众的日常诉求，更成为了各主要政党的共同指向。“进步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等术语本身，可以说意味着表达国家政体的“时代精神”。 ¹⁹

如果我们将赵素昂的新民主主义与民世安在鸿（1891-1965）的新民族主义进行比较，便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上述内容。从表面上来看，流亡中国、以临时政府和韩国独立党为中心开展海外斗争的赵素昂，提出了具体的国家建设蓝图，并通过领导实际组织发挥着政策制定者的作用。与之相比，民世在国内潜心发掘、重释古朝鲜文化，构建政治哲学体系，致力于开展文化运动（朝鲜学运动）。但二者因对殖民性的自觉与对现代批判性理解的共同认知，均契合着现代双重课题论，并提出了符合变革性中道的新民主主义。

历经多次牢狱之灾的民世，其开展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本是相互交织的实践活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能在解放后立即发表成熟的国家建设论。这正是扬弃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这对现代双生子）、融会贯通各自优点的“第三新生理念”（即新民主主义，也称“万民共生民主主义”）。其内容可概括为：在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同时，构建不以日帝垄断资本为依附、以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为核心的阶级联合式、社会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新国家建设理论（新民族主义、新民主主义思想）。²⁰ 如果我们审视两者异同便可以知道，新民主主义改良与革命并行的理论，与变革性中道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两者的另一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十分重视韩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与古朝鲜的相关内容。但相较于通过对韩语数词词源的解析构建政治哲学体系的民世，素昂更多的将其思想根基置于朝鲜儒学精髓，即“心即物之真谛”与“即理即气之妙术”，由此追求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境界。²¹ 正如其创立民族宗教所展现出的，他将经由体悟宇宙本体真善美之心性修炼的每个个体联结起来，使其与集体政治实践相结合，此点颇具深意。

1920年代末，他在临时政府这一国家机构担任要职，领导韩国独立党这一救国政党。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及之后的时间里，赵素昂对宗教的关心并未明确地显露出来。反而是其对个人修养与社会变革双重课题的关注始终延续下来。在阐释三均主义时，他将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真善美的融合”理解为“达成宇宙本体合一的境界”，并指出如果将这一观点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看的话，其表现便是真（动机）、善（过程）、美（结果）。正是在此类论述中（虽属于未完成的构想）我们可以清晰地判定赵素昂的思想轨迹。²²

4.结语：变革性中道的潜力

一个充满悖论的事实是，作为理论家与政策家，赵素昂的力量在“解放空间”反而遭遇到重大考验。他于1945年12月回国，当时的国内局势为：在美苏军政府的分管治理下，托管与反托管争议不断发酵，导致危机逐步加剧。赵素昂将临时政府视为法统、意旨建立以三均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在美军政与左右势力相抗衡的解放空间，可以看到他奋力奔走的身影。在这一过程初期，赵素昂将临时政府的合作对象限定为承认临时政府法统的左翼势力，但为实现左右合作这一迫切课题，他逐渐扩大了相应范围。在联合国决定在南朝鲜单独进行选举后，他便投身于南北协商（虽然成果甚微）。

参与南北协商后，赵素昂的政治路线出现了重大转折，他开始转而支持南朝鲜的单独总选举。他认为，在建国进程中已成立大韩民国政府，且制宪宪法体现出了三均主义的均等主义理想，这意味着“复国”已完成，当下应进入“建国”阶段。因此，他与自己长期所属的韩国独立党及金九决裂，独立创建社会党，并于1949年7月25日组建民族阵营强化对策委员会，让南北协商派及中间左派人士能够自由参与进来。最终，赵素昂在1950年5月30日举行的总选举中，以社会党候选人身份在首尔城北区参选，他获得了全国最高得票率，成功当选。由此，赵素昂成为制衡李承晚集团（政府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在野势力，激发出作为在野党登上现实政治舞台的动力。

在选举过程中，他充分展现了作为三均主义理论家诊断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成熟政策家素养。²³ 这些政策方案可以说是“将三均主义的中长期愿景融入短期课题”的实践典范。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未能及时从首尔撤离的赵素昂被挟持至平壤，其践行三均主义建国阶段的抱负也因此未能实现。

回顾这段历程，赵素昂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令人扼腕。在分断现实中，他以韩半岛南部的韩国为基础，为变革半岛体制采取了广泛拓展中间势力的策略，既坚守了三均主义又通过选举实践着议会民主。这是政治实践中不得不权衡原则与现实的政治家所作出的艰难抉择，是在历史语境下排除两个极端、追求“正道中间道路”的体现，是符合变革性中道的路线。²⁴

虽成为分断体制的牺牲品，但作为南北双方可共享的思想遗产，赵素昂的思想依旧充满潜力。尤为珍贵的是，它作为唤醒基于韩国的变革性中道可能性的精神资产，凭借对建国阶段性、渐进过程的深刻认知，志在向人类历史展现“新典范”的“创造性国家”的三均主义，这在我们运用韩国社会传统资产构建更高层次民主的变革性中道谱系中，始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²⁵ 与此同时，将其思想所蕴含的魅力与意义与世界其他成员分享，促使各方反思个人与社会、推动自我变革，则是又一项亟待推进的事业。²⁶

译者：牛紫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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