창작과 비평

2022年春季號(195號)

《鱿鱼游戏》与《地狱公使》：“K-文化商品”的文明批判

韩永仁

1.“韩流”的文明可能性

2019年6月1日，被誉为“流行音乐圣地”的温布利体育场迎来了首个韩国歌手组合/演唱团体——防弹少年团（以下简称“BTS”）。据相关报道称，在BTS演出开始前，伦敦就已陷入疯狂。不仅是英国，来自西班牙、爱尔兰、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各国的粉丝也纷纷涌向皮卡迪利广场观看BTS出演的广告，这一度导致周边地区交通陷入瘫痪。

十多年前，“K-POP”还只是一种非主流音乐类型。如今，它却成为俘获人心的全球文化符号。尽管有不少人认为BTS的成功只是那个难以复制的“一”，但谁都无法否认，其成功背后有着“韩流”这一暗潮涌动的庞然大物。源起亚洲的韩流，如今已扩散至欧洲、北美，乃至南美及中东地区，成为塑造全球文化的重要力量。

韩国人对韩流褒贬不一。一方面，韩流被视作“向世界展示韩国优秀文化的典范”，但另一方面，韩流也被指认为“国家与大型娱乐公司共同孕育的一种短暂流行现象”。观点看似对立，但其实，两者都是从“外向型经济”的视角来审视韩流。一方认为，在以汽车、半导体出口为主导的基础上，文化商品的出口更是锦上添花；另一方则担心“耀眼的韩流”会掩盖韩国社会的深层矛盾。然而，这种从经济层面理解韩流的思维倾向，往往忽视了“大众文化商品的消费体验”与汽车、手机等工业品的消费感受并不相同的事实。

郑浩宰（音译）提出，韩流商品是一种“多元文明力量相互融合、竞争形成的产物”。这一观点超越了“经济主义思维倾向”，为思考韩流的文明可能性提供了契机。郑浩宰强调，当今韩流热潮的核心意义在于，韩国已从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向世界传递新价值与新图景的（主动）传播者。所以，无论是对韩流文化商品的冷嘲热讽；还是“不敢想象韩国能走出世界”的自我贬低；抑或是沉溺于韩流人气而自我满足的“爱国主义”，我们都需要与之保持距离。当下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审视韩流所蕴含的文明可能性，这一任务尤为重要。

“文明”一词也许听起来有些宏大，但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提供一种可以反思现实、激发灵感以创造美好未来的另类思考方式。白乐晴曾强调，“在资本主义自我完成之前，在其作为‘文明’具有自我否定能力之前，我们有必要动员一切尚存的文明遗产来建构新的文明”。他还指出现存的多元文明遗产必须进行不断更新，以适应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出现（这种秩序将会消除过去文明与现存资本主义文明中一切不公正的歧视）。虽然当时“韩流”这一概念尚未出现，但白乐晴对现有文明的创造性更新的强调，以及“文明遗产及文化连续性的维系只能通过对其创造性运用来实现”的观点，已经预示了韩流所蕴含的文明可能性。

韩流能否解决“困扰欧美多年的‘人性恢复’与‘解放’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衡量这一“能否”的标准并不单一。但无论如何，其中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批判性地反思当今资本主义文明所暴露的病症与顽疾，能否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提供丰富的灵感。

以上述问题为基点，我试图通过《鱿鱼游戏》和《地狱公使》（2021年网飞出品的热门韩剧）两部作品来探讨当今“韩流商品”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力。

2.“债务资本主义”的死亡政治与“忏悔”的羞耻心：《鱿鱼游戏》

《鱿鱼游戏》自上线以来一直备受瞩目，很多人将这部剧集的主旨归结于“对引发残酷生存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然而，我认为应将批判焦点集中在《鱿鱼游戏》中有关“债务”的一些细节上。至今为止，这种分析视角还未被广泛关注。

《鱿鱼游戏》以母亲斥责主人公奇勋开始。奇勋索要零花钱不成，抱怨自己打工所得全交给了母亲，而母亲却说：“你那点钱连还你一个月的贷款利息都不够。”奇勋曾被一家汽车公司裁员，虽在那之后尝试过经营韩食店与炸鸡店，但均以失败告终。如今，奇勋背负着数亿韩元的债务，是个典型的“负债之人”。

不仅奇勋，当《鱿鱼游戏》的参赛者们抗议被强制带入游戏时，守卫在大屏幕上展示了他们各自所负债务的金额，这才平息了骚动。换言之，所有参赛者都是背负巨额债务的“负债之人”。那么，《鱿鱼游戏》是否是“债权人为了惩罚无偿还能力的债务人”而设计的呢？在第一场“杀人”游戏结束之后，有人哀求：“无论如何定会还清债务！”，有人则喊道：“我们只是欠了债，又不是犯了死罪！”此时，守卫站出来解释，称游戏目的并非为了讨债，而只是为了提供一个“机会”。在某种层面上，这种解释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游戏设计者吴一男并非参赛者们的直接债权人。但我们不能忘记，如果参赛者们未被巨额债务压垮，他们也不会参与这场游戏。因此，这种解释不过是一种欺骗。而真相，则隐藏在“我们只是欠了债，又不是犯了死罪！”的抗议中。因为这句话赤裸裸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隐性逻辑：在不知不觉中，现代资本主义化身为“唯一债权人”，将所有人都变成“资本面前的罪人与责任人，即‘债务人’”。

在《鱿鱼游戏》中，除了奇勋、尚佑、德秀和姜晓外，我们并不知道其他参赛者背负巨额债务的具体原因。故事通过消除“个体不幸”揭示了“债务”的结构性特征。如果逐一深挖负债原由，那么原因往往会归于个人的贪婪、判断失误或性格缺陷，例如擅自挪用客户资金进行投资的尚佑。

这种追溯个人缺陷的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容易让观众将负债原因仅仅归咎于个人。换言之，个体性分析视角掩饰了新自由主义利用“债务”这一战略工具控制人类行为的事实。莫里齐奥·拉扎拉托（M. Lazzarato）就曾公开反驳“将债务视为个体道德问题”的观点，他强调，“债务的生产，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权力关系的构建与发展，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战略核心。而债权人-债务人关系，则是现代资本主义中最普遍且重要的权力关系”。

在这种权力关系中，会诞生一种“具有自我道德感、意识、记忆、责任感与罪恶感的主体”。那些努力还债的良好市民被视为道德楷模，而那些未能还债的人则被视为堕落主体，受到指责。《鱿鱼游戏》中的参赛者们就是这种堕落主体。他们为何会被卷入这场荒谬、残酷的游戏？原因在于，（借用尼采的话）“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的身体任意施加各种羞辱与折磨”。然而，那些生前未能还清债务的堕落主体，即便死后也无法摆脱负债这一陷阱。债权人可以“精细地计算债务人身体的每一部分，并合法为其定价”，因此，即便死亡，债务人还是必须通过自己死后的“身体碎片”来偿还剩余债务。债务不仅是当今人类生活的枷锁，更是“死亡政治”的先锋。换言之，债务连死亡都可以支配。

债务资本主义驱动的“死亡政治学”不仅作用于个体，其也游走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希腊、葡萄牙、秘鲁、智利、阿根廷等多个国家都曾成为资本主义循环危机的牺牲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中央银行等国际金融资本强迫进行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失业大规模爆发，无数人的生命被剥夺，而一切烟消云散后，这些措施却被宣传为对“道德风险”的正当管理。

众所周知，韩国也有过类似经历。因此,《鱿鱼游戏》后半部分VIP们的对话(“我认为这次韩国办的（游戏）是迄今为止最棒的”)非常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对话的字里行间暗示了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游戏的事实，同时隐喻性地揭示出这场残酷游戏的真正意指。可以说，《鱿鱼游戏》本身，是“IMF等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文化式表达。事实上，韩国曾因积极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而被称为“IMF模范生”。但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以奇勋为代表的许多普通人背上了无比沉重的负债之苦。

《鱿鱼游戏》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范围引发共鸣，也许正是因为很多人将“债务威胁”视为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如果考虑到这种“认同”层面，那么在观看这部作品时，海外观众时而不忍直视残忍场面，时而感动流泪的反应，或许可以让人联想到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探讨“低模仿”悲剧时所提到的“含泪的哀伤反应”。观众们在剧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并陷入一种“怜悯与恐惧”。但是，“这种情感既没有被清除，也没有被吸引转化为快感”。换言之，即便间接体验着生存游戏带来的刺激，人们也无法沉浸在这种快感中。残酷死亡引发的怜悯与恐惧并未因奇勋的胜利而消解，它反而在人们内心深处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

《鱿鱼游戏》走红后，外媒曾分析，这部作品反映出韩国民众因社会保障安全网的缺失而被笼罩在“淘汰恐惧”中的现实。然而，这与其说是韩国的特殊性，不如说其反映出的是全球共同面临的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如今，（晚期）资本主义在加深淘汰恐惧的同时，也试图消除诸如罪恶感或羞耻心等人性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值得注意的是，《鱿鱼游戏》的观众，其视角并未被剧中的VIP们（那些观看“虐杀游戏”并乐在其中之人）所同化，观众更多沉浸在悲伤、怜悯、愤怒、友情、信念以及幸存者的罪恶感等更为“人性”的情感中。这种罪恶感，借用作家蒋正一的话来说，是一种“忏悔的羞耻心”，是我们这些“将自由竞争与等价交换原则视为第二天性的现代人”日益丧失的情感。

当然，《鱿鱼游戏》也受到来自各方的批判。比如角色过于扁平化、人物善恶过于二元对立，对女性及外籍劳工等少数群体的描绘过于封建（或缺乏伦理道德）等等。此外，也有批评家指出，《鱿鱼游戏》将人类刻画为“资本主义的附属品”，深化了“人们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压迫的无助感”，阻碍了“批判审视结构性矛盾本质”这一任务。

确实，《鱿鱼游戏》并非一部以精巧方式探索（克服资本主义文明病征的）另类主体的作品。然而，对于“其表现手法与内容阻碍了资本主义矛盾批判”的观点，我们也应该持保留意见。正如前文所言，《鱿鱼游戏》通过死亡经济再现了债务资本主义的动态景观，唤起了人性的罪恶感与羞耻心。在这一过程中，观众所体验到的多元情感看似与另类思考/另类实践无关，但若不唤起并整合这些情感，另类思考与实践也将无从实现。因此，这些情感也许正是一切新批判、新行动的起点。

3. 神话暴力与无政治的自然状态

《地狱公使》是一部以“神话暴力”降临现世为背景的作品。它提出法律与暴力、赎罪与正义等神学性概念，同时又兼具法哲学意义。此作开篇，地狱使者突然现身，将那些“被宣告死亡之人”活活烧死（这种过程在剧中被称作“演示”）。面对难以理解的超自然现象，现有的世俗法律和知识体系受到强烈冲击。郑晋守会长为首的“新真理会”宣称地狱的演示是神对不义之人的宣判，其势力也得以迅速扩张。表面上，“新真理会”与基督教新兴宗教类似，但他们所说的“神”比起圣经中的耶和华，更接近于各类神话中出现的神。瓦尔特·本雅明(W.Benjamin)在解说日常生活中的纯粹暴力时，对“神话暴力”作出了如下定义，“神话暴力就其原始形态而言，仅仅是诸神的单纯显现。它既不是众神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也不是诸神意志的表达，其首要在于彰显诸神的存在。”

《地狱公使》中出现的“演示”是典型的“神话暴力”（即本雅明称之为神的存在显现）。它既不提出目的，也不表露意图，只是通过指定某人并将其烧死来体现纯粹权力。但这样的“神话暴力”缺乏目的与意志，形成令人不安的空白，并刺激人类用主观解释来填补这一空白。郑晋守主张，地狱中的演示是神为了审判“失去羞耻心、罪恶感，不知忏悔、赎罪”的人类而实施的刑罚。事实上，人们将超自然暴力视为神对人类罪恶的惩罚，从而要求人类变得更加正义的主张并不少见。毕竟，我们在现实中，时常会听到宗教人士宣称地震或海啸是一种“神对人类的惩戒”。而这部作品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引入了一种情境，让人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无稽之谈，并以当下的想象力审视现实中有可能发生的社会性混乱。

同《鱿鱼游戏》一样，在《地狱公使》中，“债务/罪”(die Schuld)的概念亦贯穿故事始终。如果《鱿鱼游戏》的“债务”是运行债务资本主义“死亡政治”的燃料，那么《地狱公使》里的“罪”则作为一种治理术出现。后者通过不断制造负罪感，让主体自我监视、忏悔，从而进行规训。但正如《鱿鱼游戏》中的公正具有欺骗性，郑晋守所说的正义亦有其空洞的一面。如尼采所言，“刑罚通常能加深恐惧，提高智慧，抑制欲望”，但它却“无法让人类成为‘更好’的存在”。即便由神来执行惩罚，也并不会有什么改变。郑晋守主张，正因人们犯下暴力、欺诈、强奸、杀人等罪行，他们才会成为演示的对象。但直到一个新生儿收到地狱的死亡宣告，人们才知道“罪行”并不是引发神之惩罚的直接原因。郑晋守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事实，但他却强辩道，只有对惩罚的恐惧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正义，自己只是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而已。

事实上，恐惧压迫下无休止的忏悔并不能带来一个正义世界。这一点在金正七成为二代新真理会教主后，得到了明确体现。与郑晋守不同，金正七以更为直接的方式用“忏悔”来满足自己支配与统治的欲望。在新真理会的宣传视频中，金正七强烈呼吁人们摆脱恐惧和羞耻心，公开忏悔罪行。随后，他展示了一名年幼少女含泪忏悔父亲罪行的画面。然而，没有人会从这个揭发父亲罪行的少女身上，解读出所谓“更好的人”的形象。这不是因为女孩的父亲是个毫无过错的完美存在，而是因为这种向代惩者坦白罪孽的行为，虽然可能会被视为对神忠诚的证明，但却与创造新伦理毫无关系。恐惧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人类行为，但我们却无法期待被恐惧压制的主体做出合乎伦理的行为。

相比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被强迫赎罪的主体反而更容易被愤怒和怨恨的情绪所笼罩，最终“黑化”。如果一个人永远在神面前战战兢兢，忏悔自己所有的罪行，而身边的人既否定神的存在，也不忏悔任何罪过，那会怎么样？大概，这个人不仅会对对方的“道德松懈”感到不满，甚至还会产生难以抑制的愤怒。就像遵循新真理会教义的激进派“箭簇”那般。箭簇把教授、作家、法学家等知识分子视作无视神意的敌人，并对其表现出强烈的怨恨。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否定与神的直接沟通，在神和人类之间设定了社会这一世俗媒介，就像无意还债的债务人一般，将对神忏悔的负罪感抛之脑后。箭簇对这些人的恐怖袭击，自然而然让人联想到最近席卷全球的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站在精英主义对立面的反智主义曾凭借声势浩大的民众动员力，部分瓦解了陈旧保守的政治格局。但如今，它与右翼民粹主义结合，阻碍公共舆论的理性运作，成为后真相时代意识形态的组成要素。

《地狱公使》蕴含的强烈怨恨，源于对近代文明孕育的人权价值的不满。例如，箭簇恐怖主义要求立即公开被宣告（死亡）者的罪行，并对试图阻止之人加以惩罚，又或是烧死杀害母亲的凶手以报私仇（凶手被判精神衰弱而提前出狱），这些都指向对“文明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一种愤怒，一种对已被扭曲的人权价值（由近代文明发展出来的）的愤怒。“不再保护善良正义之人，而是保护恶人”，这就是这种人权价值扭曲下的一种结果。相较于神之正义让人一五一十地忏悔自己的罪行，甚至用直接烧死的方式来惩罚罪人，人类的法律体系与执法显得过于缓慢且漏洞百出。

尼采曾指出，如果不对犯罪者迅速施以惩罚，而是通过文明的法律体系来处理，那便会让普通人深陷怨恨。他认为，随着文明发展，整个社会“会不顾直接受害者的愤怒而周密地保护罪犯”并且“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将罪犯与其犯下的罪行分离看待的意志倾向。”尼采还补充道，共同体的力量越强大，越坚固，刑法就越宽松，相反，当共同体缺乏力量和自信时，刑法就越严厉。尼采的洞见，为我们理解《地狱公使》里“演示过程为何会被描述得如此残酷”提供了线索。演示的残酷暴力，反映出在现代社会树立正义并执行的过程中大众集体遭遇的内在无力感。如今，人们认为公正价值已经崩塌，世界不再公平。但是，在重建公平与正义价值上，人们往往只是冷眼旁观。警察洪恩表感叹，就算好不容易抓到罪犯，也会因证据不足或精神障碍被释放，这还不如新真理会呢。这一表达解释了他后面为何会深陷箭簇。换言之，对树立正义屡屡受挫的现实所表现出的冷言讽语，最终会演变成对极端行动主义的认同与痴迷。

然而，在观看《地狱公使》的过程中，人们不由产生一个疑问：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目睹“神之使者”这一来路不明的怪物焚烧活人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生活。从新真理会宣传视频在电视台内部引发的冲突到街上行人的穿着打扮来看，人们似乎依旧按规定时间上班，看电视，过着与过去一样的生活。与故事一开始人们魂飞魄散的样子不同，大家仅仅用了四年就完全恢复了正常生活，这多少有些让人难以信服。当然，这样的判断也比较片面，因为这部作品几乎没有展现普通人的生活与想法，所以我们也无从得知人们的日常究竟恢复到了何种程度。如果说普通人相互交流、共同生活的空间是社会，那么这部作品似乎消除了社会这一能够管制社会脱序状态，并进行集体意义建构的基础。

《地狱公使》通过新真理会与苏涂之间激烈的冲突以填补“社会”的空白。有趣的是，此时缺席的不只是社会，还有政治。在这部作品中，除了新真理会和箭簇，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和政治家登场，就连理应处理这种混乱局面的政府与内阁也毫无存在感。《地狱公使》通过对“神的判罚”“地狱的演示”这一具体/拟人化形象的塑造，尝试了对神话暴力寓言式的表达/解读，暗示了神话暴力在现实社会体系中的影响。矛盾的是，《地狱公使》将人类自行解决问题的自主性视作答案，却又在叙事中全面去除了最能体现人性实践的领域——政治。当然，这可以理解为，本应由人类亲手构建的社会，却被新真理会这种非理性的反智主义集团占领。但是，正如秘密动用箭簇而非警力来抓捕苏涂的场景所揭示的，新真理会是一个尚未强大到足以推行一元化神权政治的组织。换言之，政治和社会领域依然存在，却被压抑在《地狱公使》的叙事表层之下。

在《地狱公使》的结尾，闵惠珍带着从演示中幸存的婴儿乘坐出租车逃跑，出租车司机告诉她，自己对神毫无兴趣，这里是人类的世界，人类的世界应该由人类自己负责。这一场景虽然试图彰显对人类自主性和实践性的信任，但就整部作品的现实意义而言，却显得过于平庸。如果演示是不可否认的神之显现，那么人本主义和世俗化的理念在它面前必然崩溃。反之，如果演示并非神之显现，而只是某种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那么正是人类将神的意图强加于其上，以致世界化为“地狱”。虽然《地狱公使》在结尾处阐明这里是人类世界，但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我们与缔造了那地狱般世界的“那种人类”有何“不同”，为了通往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地狱公使》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戛然而止，但我们却必须从这里重新开始。

4. 作为协作性创作物的“韩流”

迄今为止，在影视产业领域引领韩流的大多是像《大长今》（2003）、《朱蒙》（2006）这样强烈展现韩国独特民族性的历史剧，或是像《冬季恋歌》（2002），《鬼怪》（2016），《爱的迫降》（2019）等抒情风格的浪漫爱情剧。《鱿鱼游戏》和《地狱公使》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的成功，表明部分韩剧已经突破东方主义式的异国情调与浪漫元素，可以呈现出全球资本主义的残酷暴力。不仅如此，它们还可以通过对罪与罚、正义关系的形而上学式思考，展现其在主题和技法层面上的多样性与深度。

当然，我并不认为仅凭本文的分析就能证明韩流能够成为一种“新文明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因为韩流作为文化商品随时都有可能被现代资本主义体制所吸收，更是因为要准确把握全球危机的实质并提出应对方案，需要生活在当今韩国社会的所有人的共同努力。郑浩宰认为韩流有三个转折点，分别是1987年的六月民主运动，1997年金融危机，以及2016年末的烛光集会与弹劾审判。他认为，在政治社会领域争取变革的斗争，通过开启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的视野引领了文化创新。由此可见，韩流能否成为新文明，并不取决于某一特定文化商品的成功，而是韩国社会能否在创造更美好世界的过程中实现集体协作性创作。

回到此前在结束对《地狱公使》分析时所提出的问题，即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某种层面上，这也是协作性创作的一部分。如果说“在固守旧有关系、惯例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试图改变现存世界，那无异于痴人说梦”。更何况，不切实际地思考如何改变自身，或只是一味抱怨世界也将会徒劳无益。韩基旭（音译）在探讨情动和思维关系时曾说，“资产与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日益极端的资本剥削是大多数市民情动化的根本原因。”而《地狱公使》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暗示，实现正义受挫所引发的愤世嫉俗、无力感和怨恨的情动，如果与“他人憎恶”相结合，将会成为引发政治倒退的主要原因。

我们能否摆脱如今笼罩在我们周围的愤世嫉俗、冷漠和怨恨的情动而重获新生？如果可以，我们需要具备怎样的品质，又该如何实现这种转变。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难题，但我想在此强调，《地狱公使》所呈现的世界并不是因缺乏对正义的渴求才出现的。这部作品表明，那些卷入新真理会暴政的人们缺乏的并非是惩治不义的正义感，他们缺乏的是在与不义共存的同时,仍能不陷入绝望与冷漠的坚韧与坚定。显然，对正义的伦理热情是迈向更好世界必需的品德。

许多人认为韩国社会的野蛮现实是《鱿鱼游戏》诞生的背景，但这种解释却未能捕捉到一种试图拯救深陷“地狱”的韩国社会的声音，以及这些声音是如何重塑作者视角的。这些乍看之下与“韩流”无关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的集体创作实践，必然会将对现实的敏锐洞察与新生活的可能性刻印在（文化商品的）内容中。因此，我认为，“韩流”的文明可能性，其源泉一定在我们共同创造的故事及其内容中。

(译者：牛紫韩)